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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成長記
“在20世紀，運載火箭總體設計室因工作勞累生病去世的比較多，粗略算了一下，占設計室人員的5%左右。”余夢倫列舉了一個數據。

隨著“神舟十號”再次搭乘“長征二號F”火箭升空，至此，“神舟一號”至“神舟十號”以及“天宮一號(微博)”全部由“長征二號F”發射完成，后者由此堪稱中國載人航天“專用”運載火箭。

下半年，備受關注的“嫦娥三號”也將搭乘“長征”火箭進入太空。事實上，在2013年，中國最著名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再次進入發射高頻年。

對于中國人來講，火箭具有極其非凡的象征意義。這種與強大關聯的榮譽感、自豪感在很多年里遠遠超過它帶給中國人的實際意義。

40多年前，研發人員用“長征”為中國的運載火箭命名，是深受毛澤東《七律·長征》中勇往直前、不畏犧牲精神的鼓舞。當然，用“長征”命名，也蘊含著對這次新征途困難前景的預估和決心。

時至今日，脫胎自“東風”導彈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已歷經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前后有4個系列、17個型號。

數萬中國火箭人為之嘔心瀝血。成功過、失敗過、振奮過、挫折過、歡呼過、沮喪過 終于煉就一枚枚國之重器，騰空而去。

這也是一次沒有終點的長征。

創世紀的火箭人

“長征”第一次亮相的時間是1970年4月，“長征一號”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從而揭開了中國航天活動的序幕。

“‘長征一號’是在‘東風四號’導彈基礎上改進制造的。”中科院院士、火箭彈道專家余夢倫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這枚火箭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獨立研制的。

像任何國家一樣，中國的戰略導彈與運載火箭都有著密切的淵源。中國最早的導彈是“東風一號”，它根據蘇聯的近程地地導彈“P2”仿制，其源頭則是二戰時德國的“V2”導彈。

最大射程600公里的“東風一號”在1960年11月5日試射成功。雖然這種武器從來沒有實戰部署過，但是通過仿制，中國科研人員建立了導彈研究體系，最終培養了一批導彈專家。

這是一代元老級的中國火箭專家，絕大多數人從來不為公眾知曉。比如火箭彈道設計先驅方俊奎，于1963年離開當時負責導彈研制的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去了酒泉衛星發射場。

“直到現在，中國航天史名錄都很難找到他的痕跡。”余夢倫帶著嘆惋的口氣說，“很多人為中國航天貢獻了一生，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研制運載火箭時沒有其他外援，全是自主研制的，應該說那代人對運載火箭的貢獻是開創性的，他們是中國運載火箭的開端。”曾任“長征二號丙”總設計師的李占奎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從1958年到1962年是起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學習蘇聯的資料，仿制德國的‘V2’火箭。從1962年到1966年，國內的火箭事業發展大大加快，中國航天事業開始向前邁步。”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室原支部書記、火箭控制專家李法瑞對《瞭望東方周刊》解釋說。

1967年，中國決定研制“長征一號”運載火箭，到1968年初完成總體設計，之后又用了兩年左右時間完成了各種地面試驗。

時值“文革”，一面是運載火箭研發任務日益趨緊，一面卻是科研人員被派往農場勞動、下連當兵、“四清運動”、五七干校、軍墾鍛煉。

其間，在當時的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還發生了嚴重的武斗事件。火箭專家姚桐斌就是在1968年6月的武斗期間去世的。

當時，負責火箭研發的七機部在南苑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斗。6月8日中午，正在家吃飯的姚桐斌突然被幾個造反派帶出家門，路上被暖氣管猛擊頭部。

作為周恩來從德國請回的導彈專家，姚桐斌在1957年回國進入錢學森領銜的國防部五院。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得知此事時，手中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兇手后來分別被判處15年和12年徒刑。1978年3月18日為姚桐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這一天，正是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的日子。

“當時火箭研究院下放了三分之一的人去軍墾。”李法瑞、汪向毅、陳萬興等人在1969年3月被派往黑龍江齊齊哈爾地區參加軍墾。大多數人3年后才返回北京。

此前在1968年，一批新分配的員工入院沒多久就直接被派往湖北省孝感農場參加軍墾。其中就有北京大學數學系力學專業畢業的陳德隆，而他在4月份才剛剛走進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室動力裝置組。

作為“創世紀”的“長征一號”共進行了兩次衛星發射，成功率100%。中國從此開始了自己的太空時代。